科幻经典《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讲述了一个伤感的故事:有心智障碍的男孩查理在接受了一项实验之后,智商变得越来越高。但成为“天才”后,查理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开心。《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是科幻作家丹尼尔.凯斯的同名短篇处女作扩写而成的长篇,短篇获“雨果奖”,长篇获“星云奖”。1966年面世至今,在全球已翻译成三十种以上语言,销量超过600万册。
这本小说源于丹尼尔.凯斯的一个偶然的念头:“如果人的智商能够获得提升会是什么样子?”凯斯擅长在小说中探讨人类最精微、最深层的心理问题。看到低能查理遭到嘲弄却报以微笑的时候,我们会为他难过;看到高智商查理意识到过去的不幸时,又会为他愤怒。查理看似极端的经历背后其实是每个普通人在成长、衰老过程中都有的体验。
丹尼尔.凯斯的回忆录《阿尔吉侬、查理与我:我的创作回忆和小说初始版》今年引进出版。其中围绕《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的起源、构思、写作与出版的曲折历程,回顾了他从坎坷童年到作品成功的人生故事,也谈到了他的小说创作技巧和对于写作动机的伦理思考。本文摘编自《阿尔吉侬、查理与我:我的创作回忆和小说初始版》,经出版方授权刊发,注释见原书。
《阿尔吉侬、查理与我:我的创作回忆和小说初始版》,[美]丹尼尔.凯斯著,刘绯译,中信大方,2025年1月。
书山上的男孩
1950年,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来在纽约市立大学学习了一年研究生课程。这个课程名为“精神病理学有机分析”,由世界著名心理医生库尔特.戈德斯坦讲授。他的教学方法就是操着浓重的德国口音,逐字逐句地给我们念其撰写的《精神病理学有机分析》,两个学期的课程都是如此。
与此同时,我开始接受所谓的“启发式分析”。进行纯粹的精神分析,必须深入挖掘他或她的内心,将其偏见、创伤和人格缺陷暴露出来。接受分析者要为此支付一定的费用。我每周去两次——周一和周五,每次五十分钟,按打折价需支付10美元。
我的分析师是个中年男人。他个子不高,说话带着浓重的奥地利口音,很难听懂。他采用弗洛伊德的方法——让我躺在床上,他坐在我背后的椅子上,远离我的视线。
他定了几个规矩:在接受分析期间,必须避免生活中出现重大变化,不得换工作、搬家、结婚或离婚;更重要的是,不得中途放弃。我觉得这些规矩就像“四诫”一样。但他解释说,这些规矩是基于以下理论:在深入分析过程中,患者会出现痛苦的自我意识;而将其意识转移后,经常会导致他们将痛苦倾泻到分析师身上。分析师有充分理由避免这种状况出现。
我认可他定的规矩。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分析值得一做。除了学习精神分析课程外,这是我深入了解自己、学习如何在写作中采用自由联想方法的好机会。
花一笔钱去实现三个目标很划算,但分析一开始并不顺利。
尽管分析师在进行精神分析时不能采取主动,只能任由被分析者自由联想,但我还是很失望。每次我躺在床上,五十分钟疗程的前五分钟或前十分钟都会被白白浪费掉,或者是聊些无关紧要的日常话题。一天下午,我从床上坐起来望着他。
他看起来很吃惊。
“我似乎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和自己的钱。”我对他说。
他清理了一下喉咙,以便开始“与患者交谈”的非正规程序。“丹尼尔,请听我解释。你现在的情况非常普遍。你知道,每周要在维也纳进行六次治疗,只有周日停一天。通常的情况是,在停止一天自由联想之后,心灵的伤口就会形成一道防护层,所以周一就需要很长时间和精力去突破这道防护层,然后才能进行真正的、实质性的自由联想。你现在的这段空白或者无作为时间,我们称之为‘周一清晨防护层’。”
“我不明白。”
“因为你每周只来两次,中间停了几天,所以需要时间冲破‘周一清晨防护层’。”
每次治疗都要先沉默十分钟或者用这段时间清除昂贵的情绪垃圾,才能冲破精神防护层。虽然这似乎是在浪费时间,但我还是躺回到床上。十分钟后,我开始了真正的自由联想。我回忆起……
……“贝蒂美发厅”离铁路货运站不远,就在火车高架桥下面……我的母亲贝蒂是个自学成才的美发师,为女人们洗、烫和做头发……
我们住在美发厅上面的一个房间里,我的床摆在父母的床旁边,靠着窗户。每当高架桥上有火车轰隆隆驶过时,我都会被吵醒……
……马戏旺季到了……“林林兄弟巴纳姆与贝利马戏团”的小火车开进了附近的货运站。来看马戏的人和女演员都到“贝蒂美发厅”来做头发、修指甲。她们有的坐在石头门廊或台阶上和我玩,有的在变戏法、讲故事。那个长着胡子的和那个文身的女人都是我母亲的顾客。她们说我是个可爱的小男孩。
一个表演空中飞人的女人来做头发。她的小女儿……大约五六岁,长着像秀兰.邓波儿一样的金色卷发。她母亲把她拉进屋的时候,她一边跺着脚,一边尖声叫着。
母亲冲我喊着,让我把玩具拿给那个小女孩玩。我从玩具箱里拿出一个小火车递给她,但是她把火车扔到地上。小火车摔坏了。
“丹尼,”我母亲说,“去和她玩玩。”
然而,不论我怎么做,都无法让她停止哭泣。
“丹尼……”母亲恳求道。
我跑到楼上拿回了一堆书。打开其中的一本,我开始读起来:“从前,有个美丽的公主……”
虽然小女孩仍在哭,但我没有停下来。她慢慢地不哭了,竖着耳朵听起来。当然,那时的我根本不识字,因为母亲常给我讲那些故事,所以我都记得。
“他居然识字!”一个顾客说道。
小女孩的母亲问:“他几岁了?”
“三岁半。”我母亲骄傲地答道。
“他一定是个天才。”小女孩的母亲打开钱包拿出一分钱,“真聪明,丹尼,去买块糖吃吧。”
我仰起头,想看看分析师的脸。“我想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可以靠讲故事挣钱。”
我看不见他的脸,他也未做任何评论。
电影《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2000)剧照。
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我的这些记忆都被封存了。1929年,也就是我两岁的时候,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1933年,罗斯福总统宣布关闭银行的时候我才五岁。就是在那个时期,我的父母被迫关闭了“贝蒂美发厅”,搬到了斯内迪克大道。他们向平卡斯先生租了公寓一层的两个房间。
在这段困难时期,母亲没有时间再在睡前给我讲故事,我就自己开始学习字母表。我识字毫无困难,所以在六岁上小学之前就能看书了。老师对我母亲说,我五岁就已识字,便没有必要再上幼儿园。
我将这些回忆与六七岁时第一次知道讲故事意味着什么联系在了一起。
一个潮湿的夏日夜晚,我和父母坐在门廊上乘凉时,看到邻居的一群孩子聚集在杂货店前的路灯下。
征得母亲同意后,我跑过去看发生了什么。那些大多比我年龄大的男孩坐在店前的木箱子上。箱子是冬天存放牛奶用的。有人把我抱上箱子和他们坐在一起,这样我就可以看见、听到他们在讲什么。
一个叫萨米的男孩正站在人行道上讲故事。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未经修剪的头发垂到耳边,上衣打着补丁,破旧的黑鞋子没有系鞋带。
他津津有味地讲着圣女贞德在遭到恶魔弗兰肯斯坦攻击的那一瞬间,被巴黎圣母院的驼背人救下;人猿金刚抓住梅.韦斯特,把她拖进丛林;查理.卓别林抽出宝剑杀死了这个巨大的人猿,吹着口哨扬长而去。
坐在木箱上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萨米讲故事,当他停下来说“以后再接着讲……”的时候,大家都失望地尖叫起来。
接下来讲故事的人是托尼。他试着模仿萨米,可是并不成功。他讲得漫无边际,总是跑题。于是大家就用鞋跟敲着牛奶箱的边缘表示不满。
那个夏天,我晚上经常跑到那儿去听故事,所以明白了什么样的故事不受欢迎,以及如何讲故事才能让大家安静地听。我也想加入他们,显示自己也会讲故事。但当时我是那些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因而不敢在挑剔的听众面前展示自己。
我似乎什么也记不住。在去杂货店听故事之前,我在家里编好了故事,也想好了怎么讲。可每次轮到我时,我仍不知所措。
我在学校的情况也是如此。测试内容凡是要靠记忆的时候,我的成绩都很差。每次数学考试当天,母亲一大早就会把我叫醒,让我复习乘法表。然而到了学校,我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多年前,我能一字不差地记住儿童书中的故事。可是上学之后,我什么都记不住。我觉得自己不够聪明。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想为第二天的算术考试做准备。我把学到的内容在心里想了一遍又一遍,但什么也没记住。我强迫自己保持清醒,努力想着那些数字。遗憾的是,我必须用手指帮忙才能做加减。第二天早晨用冷水洗脸的时候,我盯着水池上面镜子中的自己,眼睛被肥皂水刺得生疼。就在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会了。于是我又把那些内容反复想了八九遍。
多次试图理清头绪失败之后,我终于在夜晚和清晨之间的那段时间,在睡梦中搞明白了所有问题。
在准备故事的时候我也用了这个方法:在入睡之前编好内容,然后存在脑子里。第二天早晨,我面对镜子中另一个我,发现自己已经记住了故事。
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克服紧张。由于在睡梦中做好了准备,讲故事的时候我便能从容不迫。我的故事非常戏剧化,充满了危机和冲突,所以听众从来没有用鞋跟敲过箱子。
电影《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2000)剧照。
多年以后,我在《北美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描写萨米的短篇小说《演说家》。我还将在睡梦中学习的事改编成了查理.戈登在提高智商实验中使用“睡梦学习机”的情节。
“我喜欢讲故事就如同喜欢读书一样。”我对自己的分析师说。
“它让你想到了什么?”他难得地问道。
“我想到了爬书山……”
“书山?”
上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开始和一个大腹便便的秃顶男人合作,但那个人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们在布朗斯维尔开了一家旧货店,买卖废金属、旧服装和报纸。那些收购旧货的人每天都把收来的一堆堆货用马车拉到仓库。
父亲经常把我带在身边,让我在店里玩。我最感兴趣的就是那座书山……
那年夏天我八岁……八月里炎热的一天……父亲告诉我,为了把这些旧书打包送出去制成纸浆,他和合伙人还得付钱。“你可以把一些书拿回家。”
“可以留下来?”
“那当然。”
“能拿多少?”
他递给我一个小麻布口袋:“只要扛得动,你拿多少都可以。”
我眼前迄今还能浮现出那些一直堆到屋顶的书。我看见三个高大的男人正在把书装进打包机。他们光着背,满身是汗,前额围着头巾。
一个工人从巨大书堆的最下面抱起一大捆书,撕掉书皮后递给另一个工人,后者将裸露的书页装进打包机。第三个工人将书压紧,放下机器的盖子。
第一个工人按下打包机开关时,我听到一阵摩擦的声响。第二个工人把线插进去,机器便将书捆扎起来。第三个工人打开机器,取出捆好的书,和另外几个人一起用手推车运到街上,然后装上卡车运走。这些书都将变成纸浆。
突然,我明白了该做什么。我爬到书山上,找个地方坐下来。我抓起一本书翻看几页,然后把它扔到地上或者装进自己的麻布袋子。我不顾一切地收集足够的信息,以决定哪本书值得被从那些汗流浃背的工人手中挽救,免于被装进打包机。没过多久,我就选好了书。
选好六七本书后,我就从书山的另一端爬下,然后跑到外面把麻布袋子装到自行车筐里。
大多数在家中的晚上,我完成作业之后,不是去听什么广播,而是读书。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很多书对我来说都太难,但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能读懂,也会学会其中的内容。
在书山上爬上爬下的男孩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定了格,象征着我对读书和学习的热爱。
写作《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时,我很清楚这个故事源自哪里。在查理的智力增强之后,我想象着他登上了书山。登得越高,望得越远,直至他攀至顶峰,环顾着周围的知识世界——既有善,亦有恶。
然而,他不得不从另一端爬下书山。
原文作者/[美]丹尼尔.凯斯
摘编/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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